《毛泽东传（六）》读书笔记
《毛泽东传》主编 逄先知 金冲及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写在前面的话——兼读后感
打小我对建国后相当一段历史范围的认知是十分有限且模糊的。中学的历史书上大多细致介绍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三大改造的历程与成就，而对于60年代到70年代的内容则匆匆略过。当时的我并不知道有公开的文献著作可以查阅学习，于是只能以文学作品的只鳞半爪来管中窥豹，尤其是一些八九十年代的“伤痕文学”。
很小的时候看曹文轩写的《红瓦黑瓦》，写油麻地中学的孩子们参加大串联，在接待站的大锅菜里捞肉片，当时神而往之，觉得学生可以不用花钱到处玩实在是太幸福了……后来看王小波的小说，无论是《黄金时代》还是《革命年代的爱情》，觉得那个年代的青年又是不幸的，他们青春中无处发泄的骚动先是被狂热的社会氛围匆匆点燃，然后又在重复的劳作中慢慢熄灭。杨绛写《我们仨》、流沙河写《锯齿啮痕录》、季羡林写《牛棚杂忆》、巴金写《随想录》……
文学家们的刻画生动而具体，当我阅读这些文字的时候，我仿佛能穿越到那个时空，亲身经历那场席卷社会的政治风暴。暴力、冤屈、谎言……这些细节既让我感到哀恸与悲伤，却又难以让我理解种种行为背后的逻辑。生活在当今时代，我无法理解为什么在半个世纪前是非颠倒、污蔑迫害能成为一种“风尚”。关于毛泽东，他的功过到底该如何评价，是黑暗中带领底层人民获得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领袖，还是支持文革对人民造成大量伤害的第一责任人……我希望能够有自己的认识，能够真正地了解那段历史。恰好我在学校图书馆中借到《毛泽东传》的最后一卷，主要写毛泽东晚年的经历，因此我便选定阅读这本书撰写读书报告。
这篇可以算是读后感，因此关于历史进程中的一些细节这里不再赘述，只谈谈我在阅读过程中的一些思考。
毛时代政治氛围的紧张与彼时的社会情况、国际形势有很大的关系。首先中国刚刚完成民主主义革命，无产阶级成为新中国的主人，通过社会主义三大改造，我国基本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和经济格局，但依然一穷二白，社会主义到底该如何发展，并没有一个成功的先例。其次中国面临着相当大的国际压力，世界上的两个超级大国苏联和美国都对中国怀有敌意。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在毛泽东看来走上了修正主义的道路，而美国更是放出“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予第二代、第三代人”这样的阳谋。因此如何保护来之不易的革命成果“不变色”成为领导人要考虑的问题。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之下，毛更加看重政治建设，尤其在一些贪污腐败以及欺压百姓的现象更加坚定了他要重整党和国家的决心。
政治形势的加重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从反右，到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两个阶段，再到文化大革命，“敌我矛盾”的打击面是逐步扩大的，同时毛泽东对于党内部分意见的不满也越来越大。在此基础上，以林彪和四人帮为首的投机分子和野心家集团借此机会大肆攻击领导干部，试图通过扰乱社会秩序来攫取不正常的权力，最终酿成了一段让人不愿回忆的惨痛历史。
毛泽东说党内存在“两条路线”，被他认为走“资本主义当权派”路线的刘少奇、邓小平主张用人民的内部矛盾视角来看待毛泽东所认为的敌我矛盾，并且对毛泽东的强硬做法总是采取缓和的措施，这在毛泽东看来是不可接受的。诚然，作为一个刚成立的社会主义国家，到底该如何发展是没有一个合适的先例的。原本作为我们学习对象的苏联已经变成了侵犯我国北方领土剑拔弩张的强敌，我们必须自己探索出一条发展之路。在如今看来，刘少奇和邓小平等人的主张似乎更加值得采取。要谋求民族的复兴和国家的富强，必须要采取高效的发展方式。而这样的发展模式，必然是需要贴合国情、符合社会实际条件的。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什么，这是一个首先要弄清楚的问题，毛泽东认为仍然是阶级矛盾。而实际上，经过多年的革命战争历程，人民迫切需要的是休养生息、逐步改善生活。于是我们看到，以阶级斗争为纲并没有像毛泽东所设想的那样改善工厂、农民的生产力，不仅阻遏了五六十年代早期市场经济的萌芽，而且在社会的物质上和人民的精神上都造成了巨大的破坏。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个很有趣的命题，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导下世界运行的规律，但由于缺乏实践的参照以及历史条件的限制，在很多现实的复杂问题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无法给予充分的方法论的指导。因此结合当下的国情理解并运用马克思主义是非常重要的。六七十年代，正是由于对国情认识不清，毛泽东才错误地发动了一系列政治运动。当今的世界局势瞬息万变，国际形势剑拔弩张，国内矛盾重重交织，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在许多我们关心的问题上都做出了指引。作为生活在这个国家的一份子，适当的学习和思考这个总览全局的理论体系有助于我们重新审视我们所处的社会，跳脱出狭隘的视角，从更高的角度思考问题。
我在一些影视作品和许多展览馆中对毛泽东早年的经历略有了解，而这本书则为我补上了毛泽东的晚年这块缺失的拼图。即便现在让我对毛泽东的功过进行评定，我还是会感到为难。历史就是历史，只会存在于文字和文字带来的想象中，无论是功，还是过，毛泽东都已经确确实实地归入岁月的长河。忧乐胸怀心系社稷的是他，诗人本色挥斥方遒的是他，谋略巧思决胜千里的是他，固执我见的是他，昏聩不明的也是他……无论如何都不能否认，他是一个伟人，为中华民族做出了突出贡献的伟人。即便在他在晚年由于错误的认知人为导致了全社会范围内的灾难，我们也不能否认，如今一切的美好生活都源他和以他为代表的许许多多革命先辈们。没有毛泽东在革命早期的力挽狂澜救全党于危难，以及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正确理论指引和建国后打下的工业基础，都不可能发展为如今的中国。
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希望未来的中国越来越好，也希望更多人能够全面的了解党的历史，了解毛泽东的一生，以史为鉴，共建今朝。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上）
毛泽东所关心的是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他希望社会底层不要出现修正主义等现象，但他其实并没有形成一套具体的方案。毛泽东对于社会主义的理解，经济上在于按劳分配和价值法则，政治上则在于阶级斗争。
四清：清账目、清仓库、清财物、清工分
五反：反贪污盗窃、反投机倒把、反铺张浪费、反分散主义、反官僚主义
二十条：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
政治是一种艺术，说一点我自己不成熟的看法吧，我觉得作为一个人来说，在处理问题的时候难免会陷入某种路径依赖。中国共产党通过自下而上的革命，获得了政权，成立了新中国。革命是纯洁的、彻底的、暴力的。所以早期领导人面对国家发展期所遇到的种种“不社会主义”的问题，也总会想着要相对彻底地解决，而不惜用暴力、彻底的方法保持纯洁性呢？
毛认为政治斗争和生产可以一起搞，政治斗争的结果会使得生产效率更高。他把干部参加生产劳动看作是一件具有“伟大革命意义”的“极端重大的问题”。所谓“又红又专”就是如此，干部在懂政治的同时也要深入生产的一线，与人民群众打成一片，成为受群众拥护的好干部。他的理想是很好的，只是他对于阶级形势过分估计，过于强调阶级斗争了。毛自己也怕搞乱，强调不要性急。然而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下，农村社教运动中仍然普遍发生了混淆两类矛盾、打击面过宽的问题。在社教运动的过程中，毛开始逐渐注意到文化领域，他认为文化领域目前仍然是“旧”的那一套，需要对上层建筑加以整改。同时由于石油部的成功经验，毛向全国推广了学解放军的做法，在机关、生产部门广泛设立政治部。
毛泽东说：“如果我们和我们的后代不能时刻提高警惕，不能逐步提高人民群众的觉悟，社会主义教育工作做得不深不透，各级领导权不是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而被修正主义者所篡夺，则我国可能要走一段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
毛对生产是很重视的，他希望在社教的过程中保持正常的生产活动，保持农业生产和农业政策的稳定。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毛的本意是既要发展意识，又要发展物质。物质和意识不可以只侧重于一个方面，只追求物质而忽视社会意识的建设会造成修正主义的出现以及对社会主义的破坏。而只追求在意识领域的工作则有可能扰乱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从而造成生产力的倒退。中央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是在实际执行的过程中受到了曲解和扩大化。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下）
毛泽东很重视修正主义的问题，他认识到修正主义的出现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不干净才合理嘛，不然就没有矛盾了嘛。对立统一，是两个侧面的统一。”新中国之后出现了一些贪污腐败等等修正主义现象，从当时的政治意义上来说，这些都是“敌人”掌握政权的例子。刘少奇说：“在很多地方，他们是利用我们的口号，利用我们的政策，利用共产党员的招牌，利用我们干部的面貌来篡夺领导权，或者把持领导权。……而上面的根子危害性更大。”
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议》中写到：“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自我革命精神是党永葆青春活力的强大支撑。”为什么要坚持自我革命？就像毛泽东说的，矛盾是对立统一的，作为一个成员众多党派，出现违背党的基本理念的现象客观上来说是一定会发生、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因此我们时时刻刻都要注意自我革命，努力从中央到地方都能够最大程度地贯彻党的宗旨和使命。
刘少奇对后十条做了修正，认为只依靠基层组织和基层群众难以彻底解决问题，应该从省委等部门下派工作队到地方上打“歼灭战”。此后农村社教运动出现了新的组织形式，即有省委、地方、县的数千干部组成强大的工作团，集中包揽县的领导权组织运动。
关于经济建设，毛泽东关注国家的工业发展，他设想用十五年建立一个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再用十五年建设使国家接近世界先进水平。我想那时的领导人深切认识到当时我国国力与西方国家的巨大差距，用居安思危的方式思考国家未来的建设和发展方向。事实也证明，我国现在所取得的生产力的巨大成就，与自身拥有一套完整的工业体系是密不可分的。
毛在关于“三五”计划的讲话中认为“欲速则不达”，不能把建设的目标搞得太大。“第一是老百姓，不能丧失民心；第二是打仗；第三是灾荒。”后来周恩来将其总结为“备战、备荒、为人民”，成为六七十年代国民经济计划的指导方针。
社教运动的第二阶段是四清的重新明确，即：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原先的四清主要在经济方面，而新四清则将矛头对准政治和“当权派”。随着毛泽东的理念与刘少奇的理念发生越来越多的分歧，社教运动该如何开展也逐渐成为二人的矛盾点。
社教运动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呢？刘认为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并且有敌我矛盾和内部矛盾的交叉，这是复杂的，而毛却认为这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可以看出，刘并不希望社教运动搞得太过于激烈，但毛却认为必须要从根本上解决地方以及中央所出现的修正主义问题，保持社会主义的纯洁性。由此也可以想象，在七千人大会之后，直到社教运动的开展，毛与刘的矛盾是如何一步步加深的，以及向“当权派”攻击的观点是如何为后续文革做思想上的转变的。
发动“文化大革命”
昨天看了社教运动的下半章节以后，实在是有些迷茫。
当今时代，先辈们用生命的代价所革除的腐朽事物仿佛悄无生息地又回来了，从公职人员的腐败到资本家的剥削，实在是令人生气和失望。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多年保持中高速增长的同时，国民生产总值跃居世界第二。但同时我们也发现，“先富起来的人”逐渐成为社会主要经济活动的掌控者，总体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加之早期监管体系尚未完善，底层工人组织力松散，难以形成合力，“阶级斗争”一词仿佛已从社会意识中消失。马克思说“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现今的我们，到底该怎么做呢？
我想，阶级斗争该提，无论如何都应该讲究“实事求是”，万不可以盲目扩大。我们应该意识到，我国的生产力还未到马克思所提到的发达阶段，并不具有实现共产主义的经济基础。同时外部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也决定了当前我国不能“乱”，否则很容易被乘虚而入从内部瓦解。历史也表明，在此种发展不充分的情况下，不科学的平均主义会导致生产力的停滞甚至倒退。资本只有在资本家的手中才能够最快地增殖，也才能够更快地提高我国的总体发展水平。但发展讲究科学的发展，所以完善分配制度以及监管手段才显得尤为重要。社会范围内大规模的斗争显然是不可取的，但在小的领域，比如公司或者其他存在阶级矛盾的地方，毛泽东思想给我们该如何进行阶级斗争争取权益提供了很好的思路。要勇于与剥削阶级斗争，讲究斗争的方法与策略，尽可能地团结可以团结的人，抓住事物的主要矛盾，用最小的代价获得最大的成果。
社教的后期，毛泽东对于社教的具体措施提得越来越少，他开始更多考虑党、尤其是党中央的修正主义问题。“造反”一词出现的频率更高。随着事态的逐渐发展，对于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也越发严重。
“大字报”在毛泽东看来是一种有效的“群众战斗形式”，可以打乱原有的秩序，使群众的手脚放开，形成一个有效的突破口。从北大的大字报开始，到席卷全国各级党委和机关的“造反”，毛在其中起到了相当的支持作用。他认为“天下大乱”是到达“天下大治”的必由之路，反对中国的修正主义、建立新的社会秩序是最亟需解决的问题，为此一段时间内社会的紊乱是可以接受的代价。原本为了控制混乱程度由刘少奇、邓小平派出的工作组也由于在毛泽东看来对斗争起“阻碍作用”，使北大、清华等高校的运动冷冷清清而被裁撤。
从1966年8月1日开始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正式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决定》中写道：“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8月7日，毛泽东写下《炮打司令部——我的第一张大字报》，字里行间直指原接班人刘少奇“实行资产阶级专政”，而后与毛泽东政治主张相近的林彪逐渐成为毛心中的接班人。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决议意味着全国范围内的文化大革命已经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十年浩劫就此拉开帷幕。
如今再看这段历史，我们应该反思，当时党内高层为什么没有能够阻止文化大革命的发生？
首先我觉得，文革的发动并不只是毛一人的过错，决议的通过需要大多数人的同意，明确反对决议的人一定不占多数。所谓“紧张的政治氛围”从来都不可能是少数人能够造就的，而是多数人对于政治斗争工作的重视。毛泽东作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对当时国内主要矛盾的错误判断，加之相当程度的个人崇拜，造成了党内的盲目左倾，这种左倾的势头经过社教、反右运动等等的发展，逐步发展和壮大，量变的积累最终导致了质变的发生。于是更加剧烈而全面的文化大革命发生了，这是党和国家历史进程中的悲剧。
其次，我们也不能忽视当时我国所处的外部国际环境，帝国主义长期敌视、封锁我国，使我国面临相当的外部压力。苏联的形象从社会主义老大哥转为“修正主义”，这是被毛泽东等人看在眼里的实实在在的资本主义复辟的信号。同时杜勒斯也针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说“要把希望寄托在第三、第四代上”。毛泽东不希望中国的革命成果被窃取，社会主义政权被颠覆。“修正主义”成为一个有例在先、活生生的威胁，并且这个威胁在毛泽东看来通过程度轻微的的社教运动等，无法在全国范围内被根除，最终导致了误判和工作重心的转变。
写这部分内容的时候，经过思考和检索，我对过去一些观念里似是而非的名词有了重新的认识，修正主义、社会主义的本质、无产阶级专政、人民民主专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等。
支持“红卫兵”运动
毛泽东把这项急迫政治运动的希望寄托在青年人身上，一方面青年人身上有打破旧势力的闯劲，另一方面他认为在青年人身上做好政治工作能够防止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
但是红卫兵中的大多数人都处于一种政治狂热之中，缺少法律观念。部分人在“革命造反”的旗号下做出了很多荒唐的举动，造成了严重的后果。由于“不许动用部队和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被毛泽东批准，社会上已然没有一个机构能够遏制陷入狂热中的红卫兵们。毛认为“放任自流”的后果是可以接受的，但是他没有想到，社会上原有的错综复杂的矛盾在种种漂亮的口号下集中地爆发出来，大大小小的野心分子乘此活跃，为所欲为。而随之发展的“大串联”使得北京高校的文革运动辐射到了全国。串联的交通食宿都由政府开支，外地大小高校的师生来到北京受到毛泽东的接见。由此，全国上下对毛的个人崇拜达到一个顶峰，各地党政机关纷纷被围攻，陷入瘫痪和半瘫痪，社会秩序处于失控边缘。
“安亭事件”则使得文化大革命从学生过渡到工人阶级，王洪文在串联筹建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不被中共上海市委承认，被认为是“压制革命造反”，他组织两千多工人赴京请愿，在安亭被铁路局拦下，因此煽动工人卧轨拦车。张春桥被派往上海后，不顾中央确定的原则，擅自发表支持工总司的言论。这一做法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他发觉学生运动已有走向低落的征兆，希望通过革命来促进工人的生产。实际上，毛泽东的主观想法并没有和客观的实际情况相统一，文革进入生产一线的结果只是更大规模的混乱，造成了严重的干扰和破坏。
在“全面夺权”的日子里
1967年1月，文革的进一步发展以产业工人为主体，在城市的大小生产部门席卷起更加剧烈的“夺权”风暴。宣传方面对于上海文革运动的公开支持进一步促使全国其他省市的效仿，山西山东黑龙江……诸多地区实现了造反派的“夺权”。虽然毛泽东意识到一部分造反派已经形成了“无政府主义”的思想，但是这对于文革的巨大浪潮来说无济于事。各地造反派早夺权中很快形成山头林立的局面，排斥其他组织，相互争权抢权，同时党政军各级部门的领导干部遭到任意批斗与迫害，社会局势几近失去控制。
为了保证军队以及银行等社会重要机关的稳定，对于处于混乱状态的地区，中央实行军事管制，由军队接管重要部门。毛泽东批示同意了不准把斗争锋芒指向军队的通知，他在矛盾的心情下，希望军队既能够保持稳定，又能够坚决地支持夺权的“左派”。然而在派系林立的地方上，各个派系都宣称自己是左派，军队难以确定该支持哪一派。同时，部分地区军队仍然受到相当的冲击，造反派组织抢武器库，造成了大规模的武斗和伤亡。
同时，中央文革小组以及四人帮对于各地文革组织的煽动也造成了相当恶劣的后果，例如林彪借军队内革命的由头铲除异己力量、王力等人支持造反派采取极端行动，江青提出的“文攻武卫”造成各地大规模的武斗等，虽然毛泽东通过了一些规定以阻止事态的恶化，然而起到的实际作用却不大。
在着手筹备九大和整党工作的时候，毛泽东认为需要对“文化大革命”从理论上加以总结，这个理论被称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其中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的实际国情，而是建立在对国内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错误估计基础上的。
从这段历史可以看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松散而脆弱的，要维护当下的社会秩序，就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机构。文革中军队、警察因为中央错误的指示，没有能正确履行职责，使得偏离正确方向的社会得不到适时的纠正。如果人人都能“夺权”，所有的评判完全出于主观而不依照客观的法律，那么社会将回到混乱无序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冲突与压迫将无法避免。我们要建设法治的国家而非人治的国家，只有依托法律才能够维护相对公正的社会秩序，才能一定程度上保护客观上弱势的群体。
八届十二中全会到九大
1967年后，局势稍稳，但是武斗仍在继续。毛泽东没有认识到这是文革在错误理论指导和错误部署下的必然结果，而是仍然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路中出发，认为这些不好的现象是由于背后有阶级敌人在操纵。在毛泽东新的认识中，他更加强调文化大革命是和国民党反动派、资产阶级长期斗争的继续，因此造成了斗争社会面的再次扩大——被怀疑有历史问题的人也要被清查，全国席卷起“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虽然毛泽东多次强调不要扩大打击面，严禁逼供，给人出路，但是社会上仍然出现了大量的违背政策、逼供信、造成冤假错案的现象。
八届十二中全会在中央层面把造成巨大灾难的文化大革命全面肯定，同时通过了关于刘少奇的审查报告，审查的材料中充斥着大量的伪证和不实信息，但对此一无所知的刘少奇根本没有申辩的权利。第二年十一月，刘少奇在河南开封囚禁处含冤而死。
全会结束后，毛泽东着手的第一件事就是整党，他提出党组织要“吐故纳新”，恢复组织生活，但总的指导思想依然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同时，由于文革已经进行了两年有余，毛泽东提出要缩小打击面，同时对“二月逆流”中受批判的干部也释放了善意。但是由于当时的总体认识仍然处于“文化大革命是完全有必要、是非常及时的”，因此相当一部分受到错误审查和处理的干部和知识分子仍没有得到解放，问题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中共九大的召开加强了林彪、江青、康生等人在党中央的地位，同时林彪和江青两个集团的矛盾和争夺也逐步加剧。毛泽东所设想的团结和胜利并没有如期到来。
林彪事件
九大后，国内局势一度趋于缓和，各地党组织陆续恢复，大规模武斗明显减少，工农业产量逐步回归。“中央文革小组”的取消则相对削弱了江青集团的权力，而林彪集团能够直接控制军权，在“三支两军”的实行下获得了更多的权势，在九大前后达到了顶峰。
面对苏联在边境的挑衅，毛泽东保持了不向任何外来压力低头的风范，他强调如果美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如果硬是要把侵略战争强加在我们头上，我们就坚决抵抗到底，直至最后胜利。
林彪的在一些事情上采取的做法越来越让毛泽东察觉到其攫取更大权力的野心。在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对于“天才”的称呼以及设国家主席的想法均表达出强烈的不满，追究了相关人员的责任。这些方面对与林彪的设想出入很大，林彪对于毛泽东的不满越发加剧。由林立果等人策划的政变计划“五一七”工程在实际实施时由于毛泽东的察觉而没有能成功执行，为此林彪等人只能仓皇出逃。飞机在蒙古上方由于机组人员不齐整、油料不足等原因迫降坠毁。